2018：政策热点中的改革逻辑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面对愈加纷繁复杂的大棋局，如何在改革“不惑之年”迈出新的步伐，变得尤为重要。

“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中国进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李克强总理指出，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勇于自我革命，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个税新政、营商环境改善、放管服改革、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再升级……2018年的这些政策热点，无一不在谱写着中国改革的路线图。而优先解决哪些问题，以何种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则关系到新时代中国改革的方法论。

为此，凤凰网政能亮特别对2018年的政策热点进行了“小数据”分析，试图从中央所关心、挂念的问题之中，读懂中国深化改革的逻辑与章法。

一、“盯”出来的营商环境

一年时间，国际名次提升32位。2018年，世界银行一口气将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评价从2017年的第78位提升至第46位。

而在这组数据背后，则是中央对营商环境贯穿一整年的持续性关注。

在首届进博会、民营企业座谈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要场合，中央多次定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对此，国务院的具体部署也彰显出十足的决心：在全年38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简称国常会）中，有13次会议涉及营商环境的改善。

在某种程度上，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就是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从存量中谋求增量。关于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典问题，中央在营商环境上的探索意味着新的尝试。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变革中国》中所说：从本质上而言，地方政府所做的，是提供一种组织服务，即让所有的生产要素组织起来，更好地为企业所用。

凤凰网政能亮发现，相较于“有所为”，中央在“造环境”的问题上首先做的是引导地方政府学会简政放权、“有所不为”。

2018年的简政放权，可以用“减”和“降”两个字来概括。这项改革背后的逻辑，就是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其中，“减”主要包括缩减流程、精简事项和压减时间，极大缩减了“无谓”事务的存在。人们不必再提供“你妈是你妈”等奇葩证明，对企业类事务也主要由事前审批转变为事后监管。“降”则主要包括降费和降税，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呼吸”空间。

而面对政策落地后的相关问题，政府也体现出了积极应变、不断“迭代”的特点。以“双随机、一公开”为例，从2015年国务院首次下发通知，到2018年要求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市场监管方式，这一机制不断调试，完成了从“基础版”、“通用版”到可推广版的演变。这一方法论，解决的是把握改革时机与审慎落实政策之间的矛盾。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如何处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一直是一项重要议题。 在营商环境改善问题上，“摸着石头过河”的经典经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比如，先行先试的上海自贸区，正逐渐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可复制经验。2018年有媒体报道：上海自贸区挂牌仅仅三年便吸引了超过4万家企业前来注册——这一数字是挂牌前20多年的总和。中央也要求上海市认真落实改革方案，用一年时间形成更多可复制的经验。改革成果的传导机制，变得更加注重效率。

正如世界银行官员在评价中国进步时所说：“宣布一项改革并不意味着营商环境就改善了，只有当改革真正落到实处，才可以称之为优化营商环境。”

二、民营企业：在不确定中创造确定性

2018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国际环境也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而随着一些民企资金链出现状况，部分民企不得不向国企寻求“庇护”，一时间，“民营经济离场论”等说法甚嚣尘上。2018年11月，中央特别召开了民营企业座谈会，再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让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

正如政能亮专栏文章中所说的：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最为根本的一大因素就是通过思想解放，让经济社会主体感受到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无论是在税收、经济贡献、技术创新还是解决就业问题上，民营经济都不可或缺。可是，对于民营企业的定位，除了事实上的客观认定，仍需思想的坚定认知。熟知“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人都明白，当年为非公有制经济正名、达成基础性共识实属不易。因此，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这样的重申及时且必要。

凤凰网政能亮注意到，在帮助民营企业渡难关的过程中，中央采取的是针对痛点、持续发力的方式。这一做法，在证明此项议题的关键性意义之外，也反映了政府将新发展理念落实到现实之中的实干精神。其中，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就成为了2018年政府工作的重点。

“我今年特别关心一件事，就是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2018年3月28日的国常会上，李克强总理6次提及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在11月29日考察江苏时，总理也是一下飞机就直奔一家专注服务小微企业的银行，关注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2018年，国常会七次为融资问题设立专门议题，远超2016年（一次）和2017年（两次）。

关于融资难问题，与前两年较为概括性的政策不同，2018年中央的要求更为具体，涉及部门权责清晰，也更加具备可操作性。

具体来讲，这些政策主要集中在设立担保基金、降利率、提额度和监管激励四个方面。这四项措施的落实，特别照顾到了中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市场公平性和民营企业“强者愈强”的双重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举措，改变了以往将担子全部加诸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的状况。就像黄益平等经济学家所说，金融机构多遵循市场规律。一些金融机构倾向于贷款给国企和大型企业，是由于缺乏完善的征信系统来判断中小企业的融资风险。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前提应当是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而政府则应负担支持中小企业的成本。

可以看出，从减税降费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中央的政策指向较为一致：都是在不确定性增强的大环境中，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确定性。

这样的确定性，既体现在树立信心、政策稳妥落实上，又应在制度上消除民营企业的不安全感。

三、兜底民生：坚守改革初心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如果民众的获得感不强，改革就不能称之为成功。2018年，中央关于民生领域的政策部署仍旧居于显著地位。纵观2018年国常会的97项议题，民生问题仍然占比最高。2016、2017、2018年，民生问题的占比分别为24.7%，23.6%和24.7%。

医疗、就业、住房、教育……中央对基本民生保障议题非常关注，这种“接地气”的议程设置也反映了民生问题的政策指向：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

其中，抗癌药品降价可谓标注了2018年民生政策的一个高光时刻。

在2018年两会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就说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脱贫攻坚高度重视，对打赢这场攻坚战向全社会作出承诺。在贫困人口当中，很多是因为大病致贫，或大病返贫。所以我们要在巩固基本医保的基础上，把治大病的问题作为重点来抓。”

2018年4月，中央政府确立从5月1日起，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现零关税，并要求层层压减进口抗癌药品价格。6月，中央继续出台政策，确保抗癌药不会“税降了价不降”。7月，针对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的因病致贫问题讨论，中央政府也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

中央这种接地气、正视真问题、甚至有些“死磕”的态度，让问题得以缓解。药品价格真正降低了：2018年10月10日，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落幕，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56.7%。审批速度也加快了：九价人乳头瘤病毒（HPV）八天即获审批上市，与此前二价HPV疫苗十年才获批上市的历史形成天壤之别。

2018年，吉林长春长生问题疫苗案件，也再次彰显了“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案件发生后，中央高度重视，更是在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听取关于问题疫苗案件的相关汇报。

而此次的问责工作，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处罚力度。正如政能亮专栏文章所说：一个好的政府故事，一定是有行动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一定要与弱势群体相连接，让恐慌不在，让信任可期。

中国发展所具有的韧性，既是基于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定力，又是源自审时度势、积极应变的改革方法论。而在改革途中，没有一条既有路径应当被完全依赖。

纵观2018年的中央热点政策，新时代的改革方法论渐次明晰，那就是在落实上重点突破、持续发力，在改革试验上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的有机统一，在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为市场主体提供确定性，在民生议题上坚持兜底保障、坚守改革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