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的自白：易错性和反身性都是纯粹的常识

在我的一生中，我制定了一个概念框架帮助我既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赚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但是，框架本身是无关乎钱财的，它是关于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从很早开始，就已经被哲学家们广泛地研究。

1950 年代末，我还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时，就开始发展我的哲学。由于我提前一年参加了最后的考试，在我得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时间去打发，可以选择导师对我进行指导。

我选择了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 ，一位维也纳哲学家，他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波普尔认为，经验真理不能被绝对肯定。即便科学规律也不可能摆脱疑云：他们可以被实验所证伪。

也就是说：

只要有一个实验数据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就足以证明整个理论不成立，而哪怕有再多的数据支持该理论，也无法完全肯定该理论是对的。

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假设性质的，而真相永远有待检验。意识形态声称掌握著绝对真理是胡说八道，因此，他们只能由武力去推行，所有这些思想最终都导致镇压。

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一个人们自由持有不同意见的开放社会，法律规则允许不同意见和利益的人和平相处。

当我阅读波普尔时，我也在学习经济理论，我发现在波普尔强调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同时，经济学理论却有完全竞争理论，并假设知识是完备的，我被两者的矛盾难住了。

这使我开始怀疑经济理论的假设。这是我哲学上的两大理论启示。当然，我的哲学也深深地植根于我个人的历史。

14 岁的经历

我一生的经验成型于 1944 年德国对匈牙利的占领。那时我还不到 14 岁，拥有不错的富裕中产阶级背景，但突然之间，就因为我是犹太人，就面临着被驱逐和杀害的前景。

幸运的是我的父亲对这种非常态的事情是有充分准备的。他经历过俄国革命，那是他一生的宝贵经验。在那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战爆发后，他自愿参加了奥匈军队。

他被俄国人俘虏，送到西伯利亚去成了战俘。由于野心，他成了犯人们自制报纸的编辑。这份报纸是手工写在一个木板上的，名字就叫“木板”。这份工作使他非常受欢迎，他被选为囚犯的代表。

之后，一些士兵逃离了邻近的集中营，该营的囚犯代表被报复性枪杀。我父亲不想坐以待毙等待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所在的集中营里，就组织了个小组，领导了一次越狱。

他的计划是造一个木筏航行进入大海，但他的地理知识太缺乏，他不知道西伯利亚所有河流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流了几个星期才意识到是在漂向北冰洋，又花了好几个月穿过重重的针叶林，寻找道路回到文明。

与此同时，俄国革命爆发，他们又卷入其中。经过了一系列的冒险之后，我的父亲才终于回到了匈牙利，如果他当时留在集中营不逃走，应该早就回到家了。

我父亲回到家已经变了一个人。俄国革命期间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他的野心，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么也不想。他传授给他孩子的价值观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流行的也截然不同。他不想敛财，也不想成为社会支柱，只想生活、赚钱，恰好能过日子就行。

我记得一次滑雪度假之前，他被派去向他的一个主要客户借钱，之后我父亲不高兴了好几个星期，因为他不得不加紧工作还钱。虽然我们日子过得还算宽松，但我们不属于那种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我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

1944 年，当德国占领了匈牙利，我父亲马上明白这不是正常的时世，也不能按正常的法则办事。他给他的家人和不少其他人弄来了假身份证，那些人有的付了钱，有的是免费的。大部分人幸免于难了。那是他最好的时光。用假身份生活也成了我的一次刺激体验。我们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周围就有人死亡，但我们不仅活着，还帮助了别人。

我们和天使是一伙儿的，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魑魅魍魉。这让我感到很特别。这是多么 High的冒险。有父亲做可靠的向导，我顺利地度过了艰辛。一个 14 岁的孩子还能要求什么？

“易错性”和“反身性”

经历了逃脱纳粹的快感之后，在苏联占领期间，匈牙利的生活开始失去光泽，我需要寻找新的挑战。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找到了离开匈牙利的路。

17 岁时，我成了伦敦的一名学生。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的兴趣是深入了解我所诞生的这个古怪世界。但我必须承认，我也怀有一些成为大哲学家的幻想。我相信，我已经获得了把我和其他人区别开的智慧之光。

在结束学业后，我有一串错误的开始。最后，我在纽约套利交易的位置上稳住了。但空闲时我仍然继续我的哲学研究。这就是我第一篇重要文章的来历，题目是“意识的负担”。

这是一次试图把波普尔的“开放和封闭社会的框架”进行模型化的尝试。它把有机社会和传统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封闭社会与教条方式相联系，开放社会与批判方式相联系。

我不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是，我无法将思维方式和真实社会事件之间联系的属性进行分解。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是我怎么想到要发明“反身性”这个概念的历程，这个概念我等一下要详细探讨。

事有凑巧，反身性概念提供给我一个观察金融市场的新方法，这个方法比当时流行的理论更好。它提供给了我一个判断依据，首先是作为一名证券分析师，然后是对冲基金经理都能用上。

我感觉就像做出了一个重大发现，能够满足我成为一个大哲学家的幻想。某一刻，当我的商业生涯遇到障碍时，我立马掉转船头，全力向哲学进发。因为我太珍惜我的发现，一刻也不想离开它。我感觉反身性理论需要更深地挖掘。当我越来越深地对这个题目进行钻研时，我在我自己构建的迷宫中迷失了。

一天早晨，我发现自己看不懂昨晚刚写的东西了。在那一刻，我决定放弃我的哲学探索，集中精力赚钱。只有在很多年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之后，再回到我的哲学中去。

1987 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 (The alchemy of finance) 》。那本书里我试图解释我金融市场操作的哲学基础。这本书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大部分对冲基金行业内的人都读过，商学院也在教授。

但是书中的哲学争论却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印象，它更多被理解为一个成功生意人的虚荣心，赚了钱就幻想自己是哲学家。

我自己也开始怀疑到底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发现。毕竟我是在对付一个自古以来就被哲学家探索来探索去的课题。我有什么样的理由去认为自己做出了新的发现，特别是别人都没有这么认为的时候？毫无疑问，概念框架是对我个人有益的，但似乎别人不认为它有这么大价值。我不得不接受别人的判断。

我没有放弃我对哲学的兴趣，但我已经只把它当做我个人的偏好。我的生意和慈善活动 (慈善已经越来越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中，我继续按照这个概念框架行事，每次我写一本书，也会忠诚地重申我的论点。

这对我发展我的概念框架有帮助，但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哲学家。有一次，我还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一个失败哲学家的再尝试”的演讲。但这一切都因为 2008 年的金融危机而改变了。我的概念框架使我首先预见了危机，又在危机终于发生时利用来去处理它。

我在对事件解释和预测上做得比大部分人都好。这改变了我和其他许多人对理论的评价，我的哲学不再是个人的事情了，它值得当做理解现实的一种潜在贡献予以严肃重视。这是促使我做这一系列讲座的原因。

言归正传。今天我会从整体上解释“易错性”和“反身性”这两个概念。明天我将它们应用到金融市场，之后，应用到政治上。这还将引入“开放社会”的概念。

在第四讲，我会探讨市场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差异，第五讲，我会提出一些预测，以及针对此时此刻的一些处方。

我可以把核心思想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来阐述。

其一是，当一件事情有人参与时，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始终是片面的、歪曲的，这是易错性原则。

另一个命题是，这些歪曲的观点能反过来影响到与该观点有联系的事情，因为错误的观点会导致不适当的行动，从而影响事件本身。这就是反身性原则。

例如，把吸毒成瘾者看成是罪犯导致他们真的产生犯罪行为。因为误解了问题并干扰了对吸毒者适当的治疗。另一个例子是，声称政府是不好的，往往也导致糟糕的政府。

易错性和反身性都是纯粹的常识。因此，当我的批评者说，我只是陈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时，他们是对的，但只是在最简单的层次上是对的。

让我主张更有趣的是，它们的意义并未得到普遍的赞赏。特别是反身性的概念，经济学理论一直刻意回避甚至否认它。

因此，我的概念框架值得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发现，而是因为像反身性这样常识性的东西被刻意忽略了。

 不确定性是人类事务的关键性特征

在经济学领域中，反身性并没有位置，经济学家总是希望找到确定的东西，然而，我却说不确定性是人类事务的关键性特征。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均衡概念之上的，但这个概念与反身性概念直接矛盾。正如我会在下一讲讲到的，这两个概念产生了两个对金融市场完全不同的解释。

易错性的概念没有什么争议。人们普遍承认，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其复杂性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我也没有提供更大更新的见解。主要原因是，参加者本身就是事情的一部分，在处理时往往无法处理自己。

或者这样说，当面临一个极端复杂的现实时，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去做简化 (仅举几个例子，比如概括、两分、比喻、决策规则、道德观念等等) ，人们使用这些方法时，如果把他们自己也是处理对象的一部分，情况就更复杂了。

大脑的结构是易错性的另一个来源。脑科学的最新进展已提供了一些对大脑如何工作的认识，并且已经证实休谟的观点：理智是情感的奴隷。理智来自于我们想像力的虚构。

大脑被成千上万个感官冲动轮番轰炸，但意识却只能同时处理七八个事情。在有限的时间内，这些冲动必须被凝练、排序和解释，出错和扭曲无法避免。

脑科学为我的原始论点增添了许多新的细节，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本质上是不完善的。

反身性概念需要多做一点解说。它仅仅适用于这样的事件，在事件中，具备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也是事件的一部分。

围绕参与者的思想会形成两个函数。其一是认识这个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称之为认知函数。二是向有利于己的方向改变世界，我称为参与 (或操纵) 函数。

(在索罗斯的演讲中，认知函数和操纵函数分别是 cognitive function 和 manipulative function，其中 function 既可以翻译成功能，也可以翻译成函数。

在其本意中，是指参与者的功能，这种功能需要一定的输入因子，或者说变量，并产生一定的输出因子，并可以用函数的形式来表达。比如一个人砍柴，输入是人、木头和斧头，输出是柴火，函数名称是砍柴。

本文中，根据上下文的需要和中文的习惯，既有翻译成函数的地方，也有翻译成功能的地方，但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

这两个函数从两个相反的方向连接起思想和现实。在认知函数中，是现实决定了参与者的观点，其中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现实到思想的。与此相反，在操纵函数中，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思想到现实的，也就是说，参与者的意图在对世界产生影响。

当两个函数在同时起作用时，他们可以互相干扰。如何干扰？通过剥夺每个函数中的自变量，这些自变量同时是其他函数的因变量。

因为当一个函数的自变量是另一个函数的因变量时，就没有一个函数具有真正独立性。这意味着认知函数不能产生足够的知识来作为参与者决策的依据。同样，操纵函数可对改变世界的结果产生影响，但不能单独确定它。

换言之，其结果容易偏离参与者的意图。在意图和行动以及行动和结果之间必然会产生某种偏差。因此，在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事态的实际发展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为了理解不确定性与反身性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探讨远一点。如果认知函数孤立地运作而完全不受操纵函数的影响，它可以产生知识。这些知识被表述为结果为真的断言，也就是说，这些断言如果和事实符合，就是真的 (这就是真理符合论告诉我们的判断标准) 。

但是，如果操纵函数对事实产生了干扰，从而改变了事实，这时候事实已经不能再作为独立的标准去判断那些由认知函数产生的断言了，因为即便断言仍然与事实符合，但由于事实已经被改变，这样的符合也缺乏独立性了。

考虑这样的断言：“现在在下雨。”这个断言是真是假依赖于天气的实际状况，实际上，现在在下雨。

现在再考虑另一个断言：“这是一个革命的时刻。”这个断言是反身性的，它是否为真依赖于断言本身带去的影响能否鼓励起一批造反派来。

反身性陈述与说谎者悖论有一定的联系，后者在形式上也是一个自我参照的断言。但虽然自我参照已经被广泛地分析过，反身性受到注意却要少得多。

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反身性有对现实世界有影响，而自我参照纯粹是一种语言现象。在现实世界中，参与者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断言上，当然还表现在各种形式的行动和习惯上。这使得反身性成为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而其通常采用的形式是反馈回路。

参与者的意见影响事态的发展，事态的发展影响参与者的意见。该影响是持续和循环的，于是变成了反馈回路。反身性反馈回路还没有得到严格的分析，当我最初遇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分析的时候，我闯入了问题的复杂性之中。

我假定反馈回路是在参与者意见和事件实际进程之间的一个双向连接。但不同参与者意见之间的双向联系呢？

如果一个孤立的个人问自己“我是谁”、“我主张什么”，作为对自己问题的反应而改变了行为习惯呢？试图解决这些困难时，我在众多的分类中越来越迷失，以至于一天早上，我已经看不懂前一天晚上写下的东西了。也就是这时候我放弃了哲学，开始一心一意赚钱。

为了避免这种陷阱，让我们把现实分成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思想构成主观方面，事件构成客观方面。换句话说，主观方面包括参加者的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客观方面是指外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个外部现实，但有许多不同的主观意见。

反身性可以连接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现实方面 (但只要包含一个主观方面) ，并在其之间设立双向反馈循环。特殊情况下，反身性甚至在同一个现实的一个方面也可能出现，这反映在一个孤立的个人对他自己身份的反应，可以说是“自我反身性”。

然后我们可以区分两大类：反身关系 (主观方面之间的连接) 和反身事件 (包涵客观方面的连接) 。婚姻是反身关系，2008 年的危机是反身事件。当现实中没有主观方面参与，就没有反身性。

反馈回路可以是负反馈，也可以是正反馈。负反馈将参与者的观点和实际情况之间越拉越近；正反馈则把他们越分越远。

换言之，一个负反馈过程是自我纠正的，它可以永远存在下去。如果外部现实中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它可能最终导致一个平衡点，在这个点，参与者的观点正好对应于实际情况。